还是从袁世凯的电报房说起吧。
坊间有关袁世凯的作品多提及袁世凯１９０８年罢官隐居河南彰德期间，私设电报、广通声闻等事。如陶菊隐在《袁世凯演义》中就说，袁罢官后，表面似乎闲云野鹤，并无政治野心，其实，“这个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他家中设有电报房，经常跟各省都抚通电往来”
但此“铁证”遭到骆宝善先生的质疑。在《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》（岳麓书社２０００５年８月版）中，骆先生认为，“袁世凯私设电报”这一说法“颇有轰动效应，但去事实却甚远。”
骆先生的理由有：其一，当时中国的电信技术和电信制度的限制。由于无线电技术只在海军等特殊部门使用，而有线电报又是国家管理，且并未普及到各府州县，即使中央政府各部及地方督抚之间的电报往来，也是通过电报局，官方并不能收发，只是自己译电而已，这一制度还是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九（１９０３年）提出的；其二，华北大平原一望无际，私设电报，在数里之外就可以望见电线杆，极其抢眼，“作为遭遣罪臣，韬光养晦，化解政治对头的冤仇，躲避欲加之词，袁世凯犹恐不及，以他的老谋深算，有必要做这种冒险而不实惠的事情吗？”其三，在辛亥革命、民国元年等关键时刻，袁世凯的消息来源都源自社会渠道，而不是电信，“此时尚不启用电报，洹上倘有电台，岂非形同虚设。设而不用，其设何为？”
以上说法，并非只是推测，骆先生也有史实依据：其一，是袁克文的《辛丙秘苑》。据袁克文说，洹上村的电报都是由彰德传送的，洹上村只有管理电报文件的“司电报者”；其二，在武昌起义爆发，袁世凯应诏出山前后，洹上村收到的电报（来自北京和前线），多注明彰德电报局收发。此外，还有袁世凯实业幕僚王锡彤的说法等。
“总之，袁世凯在洹上架设电台，广肆联络当道之说，得不到史实的支持。”
自然，骆先生之所以要推翻这则传闻，并非纯为考证而考证，所期在批判史界长期以来那种牺牲史实、制造观念之谬误，并由此以弘扬史学求真之精神。这自然是史家之正道，是史家必须守护的史德底线。故在此段文后，骆先生不免感叹：“不论是以读史为职业，或是借读史求知的人，都应该促使认识不断接近真实。真实才是历史价值的惟一所在。长期以来，不同的人们，为了不同的需要，靠牺牲史实，制造了许多说法或结论。而靠牺牲史实来维护的结论乃至准则，是不能长久的，因为它不是真实的，不是历史的。”
然而，依据史学求真原则，骆先生所援引的证据，过得硬的，大约只有袁克文的《辛丙秘苑》。但依治史者的惯例，父子关系间的证词，不能作为直接证据，需要旁证才能采信。故此，骆先生的史实、推理及结论，尚有可待商榷之处。
其实，当事人之记载，与骆先生说法相反的，倒是有好几条，不知道骆先生何以忽视了。
其一，是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三期恽宝惠的文章《袁世凯之再起与吴禄贞之死》。恽宝惠于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（旧历），以陆军部秘书科长身份，随同陆军大臣荫昌南下征讨武昌兵变。专车过彰德时，荫昌率随从往访袁世凯，是晚接受袁世凯宴请后才离开。恽宝惠记载：“饭后回站，路过院中，见某室挂有电报处牌子，机声嗒嗒，聆之甚晰。其时袁尚系罢斥在籍之人，而仍有此种不应有之设备，盖各方面电报消息，此三年中固无一日之隔阂也。”
当时随同荫昌去彰德的，除恽宝惠外，还有总参议易?谦、军医处长何守仁、一等参谋官徐孝刚、军法处处长丁士源（丁士源还兼副官长）。丁士源有辛亥革命随军录《梅楞京章笔记》问世。他的记载不仅证实了恽宝惠的说法，且有具体而生动的细节。
据丁士源记载，晚餐之后，一行人匆匆作别登车，“惟丁士源所带之宪兵，于登车后，报告袁家有电报房。天津制台衙门电报生厉姓者，司电报之事。丁询曰：电线是否接通铁路京汉局电线。宪兵曰：然。丁即令秘书官恽宝惠注意。因京汉路有二线：一为直达北京；一为各站联络之普通线。故行营电报挂线时，必须两线均挂。致北京电，须用直线。恽曰：知之矣。”
《梅楞京章笔记》记载，袁世凯接替荫昌之后，丁士源回北京陆军部复命，询问陆军副大臣寿勋，“何以部中吾等电报如斯之少。寿曰：吾等去电，甚少回电。丁曰：请命长秘书科长，将往来各电迅速觅来。时在侧之长秘书科长，乃立往持至。部氏阅毕，始知行营所发各电，多有经洹上村加减。至少发电日期，亦被改窜。丁询恽秘书曰：君明了乎。寿副大臣曰：已往之事，不必再究。”
丁士源的记载，证实了洹上村电报房的传闻，也从技术方面解答了骆先生的疑问。为了解袁世凯在辛亥风云中的纵横捭阖之术提供了一份鲜活的史料。
想来，如此坚硬的史实，自然不会漏过骆先生的慧眼。看来，问题不在史实之真伪，而在于这样的证据，为何会被史家轻轻略过？史家在面对各种证据（自然是真伪不辨的），尤其是在面对相互矛盾的证据时，如何注意、选择、接受并解读这些证据？史家的历史解读受哪些因素影响？这些，也许超出了纯史料范围，所关乎的，是对历史人物与时代的具体把握与整体理解等层面。
历史人物固然每每处在人性之常中，但史家对具体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理解，却不能纯以常理为依据。历史学讲究“知人论世”，强调的是在时代大势中去理解个人。要理解袁世凯这样的人物，自然也得首先了解他所置身的时代。
自乾隆朝始，士大夫中间就多有危机暗伏的预感，多有盛世危言之警醒。龚自珍曾发出了“山中有大音起”的悲鸣。这些，已是清廷盛极而衰的征兆。鸦片一役，西风东渐，衰败之象顿时露暴。其间虽经同治中兴，但天命已渐失，时运久不济，中兴名臣曾左之后，风云人物如李鸿章，也不得不发出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感叹。所谓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不仅指西方势力的入侵，更指当时儒家伦常的离析与崩溃。晚近以来的思想人物如梁启超，指认清朝中国处在青黄不接、“两头不到岸”的悬空状态，所谓过渡时代是。处此时代之中，无法度可受，无前路可依，只有自我变法以应时变，以待天命。“变亦变，不变亦变”，“变”，于是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。
梁启超之变易学说，原于他老师康有为的春秋三世说。依据康有为的理论，则近代中国正处“据乱世”之中。处此乱世，则天地闭塞，日月无光，伦常顿失，率兽食人；处此乱世，则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；处此乱世，则上无道揆，下无法守，天命混沌，人何以堪？！
关于处世之道，中国文化多有论列。儒家总是训导人们说，处乱世时当守常守经，而处治世则可以用权用奇。但这只是针对常人，英雄不在此例，豪杰也不在此例，非常之人更不在此例。要只手扭转乾坤，成非常事功，建没世奇功，则需要非常手段，非凡魄力。要有开阔恢宏、驾驭风云的气势与胸襟，敢为天下先的眼光与担当，有打造时势、指点江山的手段与意志。非常时代，乃是英雄时代，英雄也者，如何会做守常从经的过气人物呢？
袁世凯所处时代，自然为非常时代；袁世凯其人，自然是非常之人。这一点，史家基本上是认可的。
如以非常时代非常人物对待袁世凯，则许多问题可以不成问题，许多责难反倒不成责难，许多辩解驳难顿成多余的话。随手为文，不便多论，此处仅举一二例，或可窥其一斑。
以最为世人指责的戊戌告密为言吧。世人多指责袁世凯背叛康、梁，导致戊戌流血，变法失败。指责袁世凯以英雄之血染个人顶子。小人奸雄之名因之而起。其实，史学界已基本认定，告密事实不讳，但政变却起自康有为。是康有为辈久处焦虑，欲建奇功，预谋以兵围颐和园，诛太后以复君权，以政变之非常手段达变法之非常目的（参看茅海建先生的相关研究）。政治改革中行如此险着，连谭嗣同、梁启超都不同意，如何能让政治家袁世凯认同（何况谭嗣同出示的光绪密诏是墨笔代书，并非朱笔手迹）？如依康有为而围园诛后，是置国君于不孝；未得君令，起兵谋乱，是为不臣；对于君主背情逆道而不能规劝，是为不忠。依康有为而行政变，即使成功，袁世凯也逃脱不了不忠不臣不孝的罪名，何况无半点成功可能。袁世凯选择告密，不管其中有多少私心动念，但必然是经过严正思虑的，故他宁失友道，以保忠孝。这样的选择，为后世史家指责，是以康梁之是非为是非，并非公允。语云，“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”，依此而言，康、袁之间，又何论焉？
义和团事件中袁世凯所行事，奠定了其“治世之能臣”的声誉，但这一声誉，却是冒着“抗旨”的巨大政治风险而得来的。
庚子期间，袁世凯移督山东。其时，清廷颁布诏书，宣称义和团扶清灭洋为义举，义和团团民为义民，要求各省督抚加以鼓励，官民一致，结团对外，杀教士、毁教堂、逐外人、护朝廷。对此朝廷的严旨峻令，袁世凯竟然公开拒绝，并在其所督治的山东境内，严禁结团，凡继续肇事聚义的团民，必待之以重典严刑。在绝对皇权时代，袁世凯敢于斥朝廷命令为“乱命”，并公然拒绝，是冒大逆不道之罪抗命而行，是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的犯直率性之举。一旦朝廷怪罪下来，轻则失官丢职，重则身死族灭。权衡轻重，袁世凯何不明白其中的利害，但在个人仕途与国家保全之间，袁世凯选择了后者。其智如何不得而知，其勇之雄却颇可嘉许。对于此举，甚至连革命党人也表示佩服。刘成禺在其《世载堂杂忆》中说：“庚子事件，皆谓张香涛、刘岘庄在东南不受乱命；袁世凯在山东，不但不受乱命，且抗诏剿匪，所处更难”云云，是平情之论。庚子之变，清廷以一国宣战八国，虽战败而能不亡，得益于东南互保者一，得益于山东稳定而能联南北一气者二。此非拘囿常道伦教之小人儒者所敢为所能为，非袁世凯，谁能为之？又谁敢为之？
《世载堂杂忆》说，袁世凯此举，并非“有毅力远识”，而是出自洋务文案徐抚辰以去就争。事或诚然，但将如此重大决策，归诸普通文案，未免避重就轻，未免诛心之论。不过，《世载堂杂忆》说袁世凯“生平行事，皆于最后五分钟靠天成功”，却值得一解。
其实我们常讲“英雄造时势，时势造英雄”，无非是说，是真英雄者必能体悟天地之劫运，必能于风云变幻中审视默察，握其几微，控其趋势，因势利导，而后当机立断，底定事态。所谓最后五分钟靠天成功，其实也是“虽有天命，必有人事”。但时势变幻之微妙，有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。稍有失慎，则功败垂成。袁世凯之成功，在此；其失败，也在此。
世人评价袁世凯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其帝制自为。在这一点上，吾辈实无必要为古人讳。但单归罪于袁世凯，却有失史家的公道。毕竟袁世凯是中国文化中的袁世凯，有中国文化之乖逆失常，自有袁世凯之逆势背情；有时代之颠倒迷狂，才有袁世凯的翻云覆雨，莫知所由。对于袁世凯来说，一步错则满盘输，是真悲剧；对于中华民族百年苦难而言，此一步错，乃是无数错中之一环，更是大悲剧。骆宝善先生说，袁世凯之悲剧，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，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，是时代之悲剧。骆先生此说，实获我心。
如果说读史在明智，则我辈在备责袁世凯时，似应从历史高度与文化深度反思反省。袁之成就在其好任事、有担当，具备政治家的机敏与气魄；而其失败，在其没有一个自主的观念系统，以把持其奇谋、引导其权变，以维护文化、民族生命之中常。然平心而论，袁世凯之前与袁世凯之后，两个多世纪以来，或者鸦片战争以降，一百五十年来，或者五四运动以降，近九十多年以来，岁月更替，甲子轮回，我们是否找到了国家可以信守的常道？建立了民族可以操持的“礼乐”？我们是否已经上有了道揆，下有了法守？我们至今还处在“两头不到岸”的变幻之中，处在观念抉择、思想冲突的苦海之中：时而传统，时而西化；时而东洋，时而西洋；时而民主，时而集权；时而右倾，时而左倾；时而法治，时而德治……我们跌落在激流漩涡之中，六神无主，中心恍惚，彷徨复徘徊，踯躅又颠倒。民族的纷扰、时代的迷惘，在在煎熬着知识者的心灵。悠悠我心，莫知所求；颠踬我行，莫知所终。此个人的悲鸣，亦民族的悲苦也！
后世读史者，需要深味的，便是在这个人的悲剧中，感受民族的悲剧与痛苦；在这个人的悲剧中，体悟时代的悲剧与前途；在这个人的悲剧中，思想文化的宿命与使命。在揭出历史人物个人命运之蹇促的同时，提示民族命运之所困所寄所望所存。
山东大儒牟宗三说，中国人自近代以来便失去了常道，而沦为纯现实主义者。但国人之现实主义最不可靠，因为国人之现实太具体，太直觉、太肉感。没有虚，只有实；没有理，只有事。人人为其物欲生活而征逐，无有能越此一步而超过之者。此说可以为理解袁世凯之助，也可以为理解近代中国英雄人物成败利钝的关键。国人熏染儒家理想主义太久，确实需要现实主义来做一番事功。但政治终究不能失去理据、失去道揆，沦为纯现实主义的，甚至机会主义的只有事而无理，只有权变而无法守。近代以来中国的困难，文化的难题，就在建立国家的价值常轨，民族的典则洪范，在如何树规模而立人极，以价值引导行动，以常道范围偏锋。只有这样，才不会沦入疯狂鲁灭，率兽食人的绝境。这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“有自主者，始能讲现实；有主观系统者，始能应现实”。
“有自主者始能讲现实，有常始足以应变”，牟宗三先生此语，可谓至理至言。但此理此言，却非袁世凯担当得起。毕竟，袁世凯仅一乱世英雄耶，非先知非先觉非圣非贤，哪能兼具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双重品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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